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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去世后的朱安

发布时间:2022-05-10 浏览次数:

 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,此时的朱安与婆母鲁瑞生活在北京西三条21号寓所。得到消息,朱安悲痛异常, 鲁迅与她虽然没有感情,但毕竟夫妻四十多年,自己名份上就是大先生明媒正娶的太太。相对于上海,北京这边的情况要冷清得多。家里虽然设了灵堂,但除了一些好友、弟子、记者等,来家里吊唁的人和上海没法相比。

  朱安的处境是尴尬的,鲁迅在临终前留下了类似遗嘱的文字,对自己的后事及家人做了交代,但唯独没有给原配夫人留下一个字。即使这样,她还是满怀悲痛在家里布置了灵堂:年近花甲的她全身带孝,白鞋白袜、白绳挽髻、全身素妆,客厅的墙上挂着鲁迅的肖像画,桌子上摆着文房用具、香烟清茶,还亲手做了几味丈夫平时爱吃的小菜供在一边,不大的屋里点燃香火。致哀的客人和记者来了,她还要逐个接待,亲友散去,她默默地守在灵前。

  次日北京的《世界日报》刊出题为《周夫人述悲怀》的报道中说:“其寓所为一小四合房,记者投刺后,即承朱女士延入当年鲁迅之书斋接见,室中环列书箱书橱甚多,东壁是鲁迅速写像一帧,陈设朴素。朱女士年已届58岁,老态龙钟,发髻已结白绳,眼泪盈眶,哀痛之情,流露无遗。记者略事寒暄后,朱女士即操绍兴语谈前两周接其(指鲁迅)由沪来信,索取书籍,并谓近来身体渐趋痊复,热度亦退,已停止注射,前四日又来信谓体气益好。不料吾人正欣慰间,今晨突接噩耗,万分悲痛。本人本拟即日南下奔丧,但因阿姑(按:指鲁瑞)年逾八旬,残年风烛,聆此消息,当更伤心,扶持之役,责无旁贷,事实上又难成行,真使人莫知所措也。”

  由于要照顾沉浸在失子之痛中的婆母鲁瑞,朱安没有南下奔丧,事实上她也不便到上海治丧,她一辈任劳任怨、通情达理、逆来顺受,忍让迁就,做到了一个女人能够承受的极至,此时此刻只有躲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默默咀嚼心中的痛苦,鲁迅的去世让朱安更觉无依无靠,晚年陷入凄凉贫困的境地。

  鲁迅生前每月汇给母亲和朱安生活费100元,过年过节格外从丰,这笔钱维持中等生活水平是没有问题的。他去世后北平家中的生活开支由许广平及周作人接济。

  对鲁迅著作版权和遗产问题,朱安明确表示由许广平全权处理,从未提出过异议。1937年她在托人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:“闻先夫鲁迅遗集全部归商务书馆出版,姊甚赞成,所有一切进行 以及订约等事宜,即请女士就近与该书馆直接全权办理为要。”并写好委托书附上。鲁迅的版权应该是她后半生的生活保障。

  许广平回忆说:“一九三六年鲁迅死后,每月由北新书局支付一百元,到(1937年)八一三抗战起,即行停付。战争期间,我即托在辅仁大学任教的李霁野先生按月垫给朱女士五十元(这之前,我因儿子身体多病,经朋友介绍,想到南洋工作,要离开上海。曾有信给周作人,托其照顾北京家属。经其回信,说母亲他可以负担,朱女士则不管了。我才无法,转托李霁野先生,每月筹寄五十元的)。”

  也就是说鲁迅去世后一年多时间,由出版鲁迅著作的北新书局支付一百元。1938年底,周作人开始负担母亲的生活费,每月五十元,朱安仍由许广平供养五十元。1941年12月,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关进监狱76天,出狱后因自身困难和邮寄不便等原因,自1942年5月中断了对朱安的供给达两年多时间,这期间许广平搬家,但朱安始终住在北平旧宅西三条胡同21号,后来一度失去了联系。周作人开始负起赡养母亲和朱安的责任。1943年4月22日鲁迅母亲逝世,临终前将周作人每月给自己的15元零用钱转给朱安。这15元大洋折合当时伪“中国联合准备银行”发行的“联准票”150元。当时朱安和一位无家可归的老女佣相依为命一起生活,这笔钱暂时可以维生,但后来货币贬值物价上涨,周作人没有加钱,朱安也不会开口要他加钱,她说过“大先生生前从来没有要过老二一分钱”,花与丈夫绝交的周作人的钱她心里肯定是极不情愿的,而上海方面生活费又没了着落,当时北平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费要600元,朱安及女佣两人省吃人俭用,最低的生活开支每月至少也要在千元左右,贫困潦倒、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靠150块钱根本无法维持生活,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、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,即使这样,也常常难以保证,到1944年已欠债四千多元。出于无奈,这才有了后来的出售鲁迅藏书风波。